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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及其它

发布时间:2010年06月17日 发布部门: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阅读数:2896

陈绍伟
毛泽东在1938年4月28日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对徐志摩作了批评:
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首次刊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毛泽东文集》编者对毛泽东引用徐志摩的话注为:“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第2卷,第12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冯蕙在《〈毛泽东文集〉编辑纪事》中,详细地介绍了该引文的查核概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整理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记录稿,为查找徐志摩的这句话,可以说费了不少工夫。”“由于没有查清楚,只好保持原貌不动,绝对不能妄改。”(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图书馆编《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98-199页)
笔者在编著《毛泽东诗论钩沉》时,很想弄清毛泽东引文的出版及相关问题。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12日到中国旅行,徐志摩作陪并任翻译,同年6月又随泰赴日本。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述:在泰戈尔讲演前,“徐诗人(按:指徐志摩)开始绍介了:‘淹!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神仙一样……”(《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11月第1版,第615-616页,下述引文均此版本)连同新版《鲁迅全集》在内的所有鲁迅出版物,都没有对鲁迅引徐志摩语的出处作注。其实,那只不过是鲁迅用杂文笔法的口述而已。在那时的著述引文,还未有一套完整的学术规范,均未详注引文版本,后人是很难查核的。尤其是面对“鲁迅笔法”,作者更显情绪化,引文难以认定出处。笔者再从各种版本的《徐志摩全集》,也查不到引文正式出处的文本,因而至今断定不了毛泽东的引文就是徐志摩说的原话。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主将,是中国新诗的“开山”诗人之一。他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某些艺术追求显露了在信仰上的不健康情绪。他曾在《猛虎集》序中自我解剖:“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他的诗作时而温柔,时而野性;时而精巧,时而粗疏;时而激进 ,然而消极到极点。徐志摩生前出版最后一部自选集(《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年8月出版)时曾表示:“再别错走了路”,“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很可惜的是,同年11月19日的一场空难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35岁)。对于这么一个复杂的诗人,恐怕不是一句“艺术至上主义者”可概括得了的。对他短暂的艺术生命,确是要指出他的消极因素,但不宜一笔抹煞他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徐志摩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反面教员”。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又请出鲁迅与徐志摩对比:“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如果在目前可认为毛的引文是转引自鲁迅文的话,我们有必要探究鲁迅与徐志摩的关系。鲁迅对徐志摩从不恭维,时有批评,但徐志摩不是鲁迅的主要论敌。不妨查阅《鲁迅全集》,当中提及徐志摩的文章有:
①《华盖集·后记》(1926年2月15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190页)
②《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926年1月3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03页)
③《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5月22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页)
④《骂杀与捧杀》(1934年11月19日,《鲁迅全集》第5卷,第615-616页)
⑤《集外集·序言》(1934年12月20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4-5页)
按:在这文中,这是鲁迅唯一的一次正面谈徐志摩的诗:“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果然不来了。”
⑥《“音乐”?》(1924年12月15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55-56页)。
按:这即鲁迅“我就做了一篇杂感”的杂感。此文是鲁迅唯一单独为徐志摩事而写的,但非是批评徐志摩的诗的。
⑦《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52页)
⑧《致章廷谦》(1927年9月19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70页)
综上的鲁迅8篇文章(含信件),鲁迅对徐志摩“旁敲侧击”多,几乎没有直接“批判”,也未直接引徐志摩原文 。鲁迅不喜欢徐志摩的为人及诗,但未有“上纲上线”批判。相比之下,毛泽东对徐志摩的批评态度比鲁迅严厉多了。至于冯蕙文中提及鲁迅《有趣的消息》(《华盖集续编》,1926年1月14日作)中有“那声音”正如“铃铃之响于幽谷”句(《鲁迅全集》第3卷第210页),并非是涉及诗语的,也未列入《全集注释索引·人物类·人名》中有关徐志摩文章的条目为(《鲁迅全集》第18卷,第165页),因而不能肯定“银针”语是徐志摩说的。
我无意责难前人,但是,当今要郑重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 
要反复认真核对论著的引文。 
毛泽东要对徐志摩提出批评,其引文必须准确无误。目前仍然查不到引文的原文,难免对毛的立论存疑。鲁迅的《骂杀与捧杀》写于1934年11月19日,发表于1934年11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收入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的《花边文学》(同年8月再版)。毛泽东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作于1938年4月28日。从时间上推算(当然是推算而已),毛是很有可能读到鲁文有感而发的。毛假如是对鲁文转述的意引(笔者没有机会看到毛的手稿,其原稿引文不知是否有引号),那“意引”未免太有创造性了。
引文失误在当今的著述中并非鲜见,这是值得学者们重视的。
要详注引文版本。
对引文精细地注释版本是十分必要的。这以示对原编著者、出版社的尊重及便于读者查考。现在论著的引文注释欠详比比皆是,如不署编著者名,不注引文出处的页码,版本仅记“××××年版”等。殊不知,有的著作同年有不同的版次。如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同年9月再版,两种版本文字有异。再如引用古籍,是那种刻印本或是何时的点校重印本?这也应详注为好。
 
要准确理解原作者立意。
 
引文切忌断章取义,更忌“意述”,片言只语未必能准确地表述原作者的学术观点。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引徐志摩语(故且权作徐语),未必是鲁迅对徐志摩诗的全面评价,毛把徐作为鲁迅的对立面人物阐述,使自己的立论缺乏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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