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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论文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15日 发布部门:文史业务处 阅读数:3108

 

 前言

历史长河潮来潮去,百年岁月云卷云舒。辛亥革命志庆百年,掀动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

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给学者留下丰富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与广府文化关系的课题。为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南方生活广播、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黄花岗公园等单位,于2011年11月初联合主办“辛亥革命与广府文化”研讨会及文物图片展览。研讨会得到各界学者大力支持,提交了4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资料。为了加强交流与深入研究,主办单位特从中选辑了30余篇论文刊印成论文集,为今后的研究留下珍贵的史料。

本集论文排列按来稿先后为序。

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的嬗变

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广府文化研究组”

 引言

近年,社会上出现“广府文化发源地”的争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比如持“广府地区人类活动以封开古人为最早”论点的学者,可曾研究过从化天堂顶国家级地质遗迹区吕田镇狮象岩洞穴发现的“广州古人”遗迹[1]?窃以为,与其陷入尚难确证的争论之中,不如先务实地研究广府文化近百年的嬗变。

本文只谈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的嬗变。我们认为,广府文化是“有传统无正宗”的,正如广府菜的发展历程一样,何必寻其发源地?但是,广州市是广府文化中心地,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正如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的《岭南文化(修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说的:“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系地区,中心在广州市,广府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在这里都有典型的表现。”

已面世的广府文化专著都没有专章论述辛亥革命前后的广府文化[2]。辛亥革命前后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令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变化,对广府文化也产生积极的影响,故理应专题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府文化的成熟期”,打个比方是南国佳人已艳光四射、婀娜多姿,那么辛亥革命前后则是年已及笄、锋芒初露之时,岂可不加以注意?

辛亥革命思潮与广府文化是互动的。广府文化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而该思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风起云涌,也令广府文化产生变化,凸显其特点。这当中的千丝万缕关系,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说得详尽,这里只能谈其要点以供深入研究之用。

广府人观念

学者论及广府文化的特性,有说是“开放性、创新性、兼容性、多元性、实用性、重商性、大众性”[3],有说是“开放兼容、实利重商、活泼明快”[4],也有说“开放、务实、善变”[5]。但总而言之,这些说法基本内涵还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特性?似乎没有学者以一句话作概括。我们认为,是源于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的观念。

追溯历史,广府人(或者说广府族群)的构成,不少是外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既有原住民的血统,也有中原移民的血统。谁是“正宗广府人”?说不清楚。

“广府系人口的构成史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开拓业迹(绩),也渗透着国破家难的斑斑血泪,还杂拌着个人官场失意潦倒的怨恨之情。这些历史特点导致广系民俗有其特色:淡泊政治,厌烦争斗,逃避政治、伤忧、动乱、争斗,追求满足于安定平和”[6]。这是上世纪80年代学者对广府地区移民文化观念的概括。到了清代中晚期,广府的移民文化性质已向近代文化转变了。

广府人“不墨守成规求提升生活”观念的形成早有渊源。从秦代流放者、下层百姓随军南下而定居开始,到晋代、宋末、明末,不少广东以北的外地人南下定居,南下移民与本地人和谐融合,他们的后裔逐渐成为广府人主体。坎坷的经历加上居住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有中外交流,注定他们不会墨守成规地努力提升生活质量。纵观自宋至晚清,广府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均反映了这一观念。

南宋崔与之在淮阳、西川任最高长官时,没有经历重大战事而能力拒金兵的侵犯;他创立的菊坡学派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岭南影响深远;还有十余次婉辞封之为丞相的圣旨。崔与之及其得意弟子李昴英的经历,皆见广府人不墨守成规的观念,以及广府知识分子已有独立见解[7]。元末明初“南园五子”的诗开“雄直”之风;明代陈献章、湛若水的江门学派可与中原的阳明学派并立[8],以及黄佐之学,亦见此精神。清代屈大均的一系列著作;陈澧虽不当官其学识却名动中原;张维屏长诗《三元里》开中国近代文学之先;苏曼殊在小说等方面的文学成就,均可见广府学人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的治学精神。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深远,“商战”理论发人深省。康有为的教育改革、书法理论及其维新改良理念,影响巨大。梁启超力倡文学、史学革命,更见创新精神,在晚清独树一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百折不挠的革命经历,更是彪炳千秋。这几位广府精英都见辛亥革命前后广府文化的大提升。

广府人出国留学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晚清出国留学之风在广府地区兴起,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

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容闳、黄宽、黄胜,都是广府人。容闳后来向朝廷建议公派出国留学生,得高官曾国藩、李鸿章支持而上奏,终得朝廷批准。自1872年开始,朝廷共派出四批出国留学幼童。这几批幼童当中,广府籍的占2/3[9]。此后,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流行出国留学之风。这是广府文化开放性的凸显。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国留学之风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曾出国留学的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陈大年等广府人,成为领导或推动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潮发展的人物。他们当中的纵然没有参加同盟会者,也是反专制舆论的鼓吹者或同情者,以后不少成为民国初期建设广东的知名人物。

留学归来的广府人,或虽未留学却受西方影响的广府文士在其主办的报刊中敢骂专制皇朝,显示了广府文化人已从安于小家的层次提升到以为国为民为己任。陈少白、朱执信、黄世仲、陈大年等,均是办报刊的知名人士。

陈少白等主办的革命党人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样式宣传,提高了民众的反封建意识及革命热忱。陈大年因不是同盟会中人,过去少有人注意。他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在发表的文章中也支持同盟会的主张,在1906年起主编《七十二行商报》时,他经常发表揭露社会黑暗的言论。1917年起主编《广东中华新报》时,提出“业报纸者知自己有指导社会之责。”“办报,言人所不敢言”。后来,还刊登杨匏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0]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系列反清革命活动,还得到在海外生活的广府籍华侨大量捐款的支持,此皆可见广府人已从逃避政治转到为国家前途着想,广府文化已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了。

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凸显其特性

广府文化的大众性,启发了民主革命者利用粤剧、粤讴进行宣传,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粤讴是广府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品种之一,因此成为广府地区报纸贴近群众的重要栏目之一,发挥了不少宣传鼓动的作用[11]。从只抒发个人情感提升到反专制、针砭时弊的曲艺除粤讴外,还有龙舟歌等。至于粤剧,更成为发动文化水平低的群众的重要工具。粤剧投身民主革命思潮中,也更见广府特色,提升了艺术水平,显现了广府文化的创新、兼容、善变等特性。

粤剧原称广府戏,在咸丰年间李文茂率艺人起义后被清朝官府禁演,部分艺人远走他方,乃至到新加坡、美洲等地,也有部分艺人在广东打起“外江班”的旗号继续演戏为生。还有艺人在富商伍崇曜支持下办起培养接班人的庆上元童子班[12]。

光绪十五年(1889),邝新华等领头建立八和会馆,粤剧中兴,但仍以桂林官话(又称舞台官话)演唱,并非用粤语演唱。光绪三十年(1904),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等民主革命者在广州海幢寺办起采南歌童子班,培养演新戏的粤剧接班人。此班被称为“第一个志士班”,以后革命党人办了多个志士班,皆演改良粤剧,对粤剧变革产生影响。志士班编演反专制、针砭时弊、唤醒民族意识的新戏,为了贴近群众,改用粤语道白并尝试在演唱中以粤语代替桂林官话,结果大受群众欢迎。这影响了八和会馆的粤剧艺人,在民国初期尝试用粤语演唱的演员渐多,终于,粤剧到了20年代时基本以粤语演唱了。另外,伴奏乐器及布景(舞台美术)亦作了进一步的革新,确立了粤剧的地位。

在民主革命思潮流行、志士班编演新戏时,八和会馆的粤剧艺人也演出有影响的新戏,如人寿年班蛇王苏(梁垣三)等编演《岳飞报国仇》,借古讽今,唤起国人的民族观念,收效比志士班更胜一筹。因此,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赠给该班以“石破天惊”横额,以作表彰。[13]以后,粤剧艺人不断演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反封建、反压迫的剧目40多个。振天声班在南洋演出新戏时,得到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该班全体艺人加入了同盟会。后来,粤剧艺人还直接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如醒群班女艺人吴丽珍往来省港参与运送起义用的枪支,李文甫等参加辛亥黄花岗起义[14]。曲艺与粤剧的变化,均可见广府文化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升了品位,凸显其创新、善变等特性。此外,潘达微、何剑士等人运用谐画(漫画)号召民众、抨击社会黑暗亦见此特性。

广府民俗的变化,也见广府文化的特性。衣、食、住等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亦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政界对广府文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各省随之纷纷脱离清廷。然而,民国成立后的政局却令不少老同盟会员及革命同情者失望。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权大耍专制手段,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死去。随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不少广府人好生失望。政局多变,影响了原先一些广府籍革命者或热衷于政治者,转向从事艺术或工艺研究,或从商搞“实业救国”,凸显了广府文化的创新性、善变性。老同盟会员刘思复(后改名师复)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幻想以中国士大夫推重的美德“知耻、厚重、耿介、必信、贵廉、苦行”去纠正官场“竞争权利、崇拜黄金”的弊病。然而,这只是空想[15]。老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离开政界从事商业,老同盟会员高剑父、高奇峰转向于沉迷国画艺术研究,还有辛亥女杰宋铭黄为弘扬广绣工艺而努力等。这一系列的影响,却让广府文化中的艺术、工艺项目产生改变,从文化方面得到提升。而不少曾资助辛亥革命的广府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工商业,则凸显了广府文化的重商性,其影响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当然,也有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一批广府籍革命者在民国成立后继续奋斗,但那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时期之外的后话了。

结语

辛亥革命精神留给广府文化的精神财富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勇于接纳和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好学精神;不尚空谈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开端,影响深远,也使广府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加成熟,影响更加巨大了。而这种精神财富,到今天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注释:

[1]参见2009年3月22日《广州日报》B1版《广州古人与山顶洞人同岁?》。

[2]参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陈泽泓《广府文化》。

[3]参见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

[4]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叶春生《广府民俗》。

[5]参见陈泽泓《广府文化》。

[6]参见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5月版广州市社科研究所《广州的文化风格》。

[7]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龚伯洪《崔与之》。

[8]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丁宝兰《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9]参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龚伯洪《广府华侨华人史》。

[10]参见广州市文史研究馆2000年3月编印《昨夜星光》陈海仪《赤诚爱国一书生——首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长陈大年》。

[11]参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广府文化与阮元论文集》龚伯洪《广府文化的奇葩——粤讴》

[12]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龚伯洪《粤剧》。

[13]、[14]参见广州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粤剧大辞典》。

[15]参见丁宝兰《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孙中山与辛亥时期港穗革命

报刊之创办及宣传

周兴樑

孙中山在1912年春的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中称:“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1]他在此将报刊宣传与军人起义,并列为推倒满清、创建民国的两大功臣,突出了革命报刊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巨大贡献。在辛亥革命时期,香港和广州不仅是民主革命报刊的滥觞之地,而且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报刊最活跃的地方。这些革命报刊在促进辛亥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孙中山在早年与报刊的交往中初步形成办报思想

孙中山早在大学时代就与报刊发生了关系。1889年10月18日,“《德臣西报》刊登了有关香港西医书院之专载”,里面有介绍学生考试成绩的内容,“孙在同考九人中名列第一”,“是为先生名字第一次在香港报纸上出现”。[2]孙中山读大四的1891年3月27日,在书院内发起创立了教友少年会,入会者有40余人。他当年曾撰《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投寄给上海的《中西教会报》。在这900多字的文稿中,其一方面把创设该会之缘由与目的等,“谨书之以告同道”,强调这“培道书宝”不仅是会众“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其活动还有“延西友于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另方面其则“望各省少年教友亦有仿而行之”者。[3]显然,孙中山早在大学时代参与组建校园社会团体时,就开始将创立组织与开展宣传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我们从中可窥见,他已初步体认到报刊超越时空、沟通受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1892年孙中山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已开始参与创办报纸,并注重利用其广告功能来树立“良医”形象。他离港抵澳门后,因无执照而先在镜湖医院义务主持“西医西药,不受薪金”;不久后,他向该院借本银2000元开中西药局于草堆街84号,自己悬壶行医。1893年7月,孙中山的澳门友人飞南第(是土生葡人)创刊了《镜海丛报》,有人说孙是该报的“匿名编辑和执笔”。《镜海丛报》从8月份以后,“连续刊登中西药局广告”,里面大力宣传该药局的“中西各药”,“早已功效昭昭”,且“取价从廉”。[4]这广告应是出自孙本人之手。同时,该报在7月18日和25日的“镜湖耀彩”及“神乎其技”栏目中,还专门介绍了孙医生的“几桩成功医例”,及其手到病除之高明医术。[5]这些广告和报道不仅令孙中山的“良医”名声鹊起,而且还使他对报刊的宣传作用有了进一步体认。这为其以后进行“医国”事业时,利用和创办报刊来鼓吹反清革命,作了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准备。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创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后,旋于次年2月返至香港设兴中会总会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在兴中会时期,职业革命家孙中山首次揭櫫反清与共和革命旗帜,并第一次自觉地利用香港报刊来宣传革命党人的起义。他不仅在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将“设报馆以开风气”列为要务,[6]而且还在筹划1895年重九起义的过程中,先后于3月16日和21日,分别会见《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之编辑黎德与邓肯,请求他们在舆论宣传上支持革命党即将发动的广州起义。结果,黎和邓就成了“首先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地和不怕危险地支持这个伟大事业的”两位西方报人。[7]这说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报刊在制造革命舆论方面,可以起到巨大而重要的作用。

乙未广州起义流产后,中外报刊很快就登出了对它的相关报道:《镜海丛报》于该年11月16日刊登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并在编者按语中将孙中山比之于“灭秦的农民领袖项羽”等人;[8]日本的《神户又新日报》则早在10日就发表了《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一文。该报道虽将孙中山误为“首谋范某”,但他作为领导“一团体阴谋颠覆清政府”之党魁,[9]及其已开始的民主革命事业,毕竟是首次见诸于外国报刊上。这使孙中山看到了报刊舆论跨越国界的影响力。尤其是1896年11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诱捕关押后,面临被秘密送回国内处死的危险,幸亏有当地的《地球报》在22日出号外披露了他被绑架之真相,结果引起英国朝野人士的广泛密切关注,终迫使清使馆于23日迅速放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之上海等地,也很快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从而使孙一下就成了世界舆论关注的国际知名人物。这更令他从亲身体验中看到了报刊反映舆情和制造舆论的巨大社会威力与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孙中山在获释后很快完成了英文的《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在英国出版发行;接着他又与柯林斯合著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发表在同年7月出的《东亚季刊》第1卷1号上面。前者将自己所从事的中国民主革命斗争事业公诸于世,后者则以清廷司法制之残忍腐朽为例,论证了推倒清王朝之必要性与合理性。

总之,孙中山在从读书到行医谋生,再到立志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报刊舆论的地位与作用。他在处理与报刊传媒之关系时,始终居于自觉而主动利用它的地位。由于孙中山在从医人到医国的人生历程中,曾几次体认了报刊之重要性,故他于“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时,已“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也就是说,其这时初步形成了办报思想,并准备将之付诸实践。

二、香港和广州两地革命报刊的陆续创办及其发展

香港地区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近代中文报业先驱”黄胜等人创办的《中外新报》,但若说到“革命报之鼻祖”,却要算陈少白等受孙中山之命于1900年创刊的《中国报》——它由《中国日报》与《中国旬报》组合而成。《中国报》的创办,除与践行孙中山的办报思想大有关系外,更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之发展——尤其是广东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关于《中国日报》的创刊时间,有1900年1月5日和25日等说。而香港学者考订后认为:其“实际创刊日期,很可能是……1900年2月17日”,《中国旬报》的“真正出版日期”,则为同年的2月23日。该报初“租定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门牌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名为中国日报。所有机器铅字,概由总理在横浜购办”后运抵香港。[10]因此可以说,这由陈少白任社长兼主编的《中国报》,实际上是孙中山为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党报)。它后来被人誉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革命党组织言论之元祖”和“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11]应是当之无愧的。

自1900年第一份革命报纸《中国报》创办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香港创办之革命报刊有15份;若加上广州迁港续办的2份报刊,则其革命报刊(含倾向革命与宣传女权者)达17份之多,约占当时26份港报的2/3强(654%)。现将其情况列简表如下:[12]

 

 

 

序号创刊年份报刊名称创办人或主编(主笔)

11900年中国报(含日报和旬报)孙中山、陈少白、冯自由等

21903年世界公益报郑贯公等

31903年女子世界郑贯公

41904年广东日报(附无所谓报)郑贯公、王秋湄

51905年唯一趣报有所谓郑贯公

61906年日日新报(不详)

71906年香港少年报黄世仲等

81906年珠江镜报(香港版)何言、陈鸣淡等

91906年东方报(由有所谓报改组而来)谢英伯、陈树人等

101907年社会公报黄伯耀

111907年小说世界刘思复等

121908年人道日报李孟哲

131908处真报(由实报易主改名)陈自觉

141909年时事画报(香港版)谢英伯等

151910年自由新报谢英伯等

161910年女界星期禄洪舜英等

171911年新汉日报卢博郎、黄世仲、李孟哲

相对于香港而言,省城广州创办革命报刊的时间,要迟好几年。它们大多是在1905年秋冬间香港同盟分会成立后,尤其是1909年同盟会广州分会及香港南方支部建立前后,由同盟会员陆续创办刊行的。现将1906—1912年在广州刊行的16份革命报刊,列简表如下:

 

 

 

序号创刊年份报刊名称创办人或主编(主笔)

11906年群报雷震、陈止澜

21906年廿世纪报胡子骏、黄轩胃

31906年时事画报高剑父、潘达微

41907年真赏画报高剑父等

51908年国民日报郑悲观、黄轩胃

61908年南越报苏稜凤、卢博郎

71909年贬群报张铁震

81910年平民日报邓慕韩等

91910年平民画报邓慕韩等

101911年齐民报邓警亚等

111911年天民报李兢平等

121911年中原报卢岳生等

131911年人权报李孟哲等

141911年军国民报卢岳生等

151911年可报陈炯明、邹鲁

161912年民生日报陈德芸、陈仲伟

从上列两表中可以看到,1905年前之兴中会时期,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香港开创革命舆论阵地的时期。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港穗两地的革命报业很快就进入了勃发的兴盛期。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港穗两地的革命报刊,是同盟会党人在艰苦之经济条件下,及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开办起来的。如香港《中国日报》在陈少白主持的几年中,曾因经济困难等因先后3次迁址办报,且于1903年夏为解决度支不继问题,“不得已合并于著名文具印刷店之文裕堂有限公司,才得以暂维现状”。到1906年初秋,“文裕堂营业亏折,沦于被产。中国报以连带关系,亦遭连同拍卖之厄。幸事前冯自由约同志李纪堂、李煜堂数人,集资预向文裕堂承购报社全部产业,始不致为保皇党所搀夺。是岁八月,中国报改组,同时迁至上环德辅道301号,众举冯自由继任社长兼同盟分会会长”,[13]以后遂开始了该报的冯自由时期。如果说香港革命党人办报的主要困难在经济方面,那么广州同盟会员之办报,则面临着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压力,而尤其是备受清广东当局之迫害与摧残。如广州《天民报》因“抨击时政,言论激烈”,[14]为官府所不容,仅出版两天即遭查封;《可报》也只出几天就被勒令停刊。不过使人欣慰的是,这些革命报刊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旋灭又旋起,具有顽强而旺盛之生命力。这昭示出革命的舆论宣传是封杀不了的。

三、港穗两地报刊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和反清革命

孙中山及其党人创办革命报刊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宣传革命主义和鼓吹排满倒清,即为实现其民主革命之政治目标呼号呐喊。他们希望通过革命报刊来反映、制造和引导舆论,进而启发与动员群众,并激励党人志士率领民众奋起投身于辛亥革命斗争,以最终达到用暴力革命手段推倒清廷、创建民国之目的。应该说港穗两地的革命报刊,没有辜负这一历史使命。先拿《中国报》来说,陈少白在论及其作用与贡献时指出:“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冯自由也认为:“凡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唯一喉舌”。事实的确如此。

首先,《中国日报》为宣传阐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了大力。该报创刊后不久,就发表了“万余言”的社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连续登载十余日始告完毕”。这实是一篇大力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而以民生主义为重点内容的力作。该文谓:“自甲午以后,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潮流,滔滔然激湍全国。惟使人人皆得享人权自由之幸福,脱专制之羁轭,而民权之说生焉;惟知异族政府必无改革之能力,且根于种族观念,而民族之说出焉。是故民族者,民权之花;民权者,民族之果。斯二者固互相为用,而不可须臾离者也。乃丧心病狂之徒,倡为保皇立宪之说,腼颜无耻,于斯为甚;彼其脑髓固已满植奴隶之根性”。它还说:“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此亦为本党服膺并提倡“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原因也”。在分析了欧美各国“最近社会之大弊病”后,文章又强调了实施民生主义之必要和重要——今即如“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仍不能防止“富豪之跋扈较君主为烈”,及“托拉斯将毒害其大多数人民”。吾党为避免重蹈它们的覆辙,预防吾国人民日后因“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隐第二次社会革命之伏线”,及切实“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故“吾辈宜乘政治革命之良机,而同时实施民生主义,……可无疑义也”。它还自豪地说:“横览世界列国,……其能实施民生主义而为列国之模横范者,惟我中国。……吾惟有发扬民生主义之光焰,由祖国而次第普及于一般人类”。[15]其次,《中国报》在鼓吹排满革命与民主共和方面,也颇为努力。如它刊登章太炎之激烈排满文字,大肆宣传反清革命;它发表郑贯公等人宣传自由民权的文章;它不断报道革命党人武装反清起义的消息;它揭露列强的侵华行经,抨击清廷之腐败媚外;它长期同改良派展开笔战,批判其为虎作伥等。除《中国报》外,香港的《有所谓报》也“抒救时之策,鸣警世之钟”;而《广东日报》则“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主张以暴力手段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6]

广州地区的革命报刊,虽在宣传三民主义理论方面稍逊一筹,但它们也不乏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如《可报》一出版,就为三·二九起义大造革命舆论;它“于普通宣传之外,特别注意于军界,……宣传至为有力”。[17]《天民报》的创刊号上,即“登载革命之大文章”,“张皇革命之词”,且“有冒渎乘舆之意”。[18]该报宣传之文字和内容,深受读者欢迎和吹棒。清廷查封它后大触众怒:第二天就有广州的“商学界人士携带花圈、宝独,到报馆门口凭吊;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送来挽联挽轴,上面赫然写着:‘岭南从此无天日’;‘文字于今遭浩劫,专制之下无完肤’,‘哭天民两日盖棺论定,问诸君何时卷土重来’。”[19]此等民意之宣泄,说明了革命报刊的宣传已深入人心。在革命报刊宣传的影响下,有些立宪派办的报纸如《半星期报》等,也转而同情革命,并发表一些革命言论。

由上述可以看出,港穗的革命报刊对于变动中之国民,首先是广东人民,实有先导作用。广东各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武装起义频发,固然是孙中山之战略部署使然,但与穗港两地革命报刊之宣传指引也大有关系。不仅仅是这样,港穗之革命报刊还同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报刊一道,通过宣传鼓吹而使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弥漫磅礴于全国。这为辛亥革命的正式爆发和胜利,作好了舆论方面的准备。正因如此,所以孙中山在民元夏间曾对广州报界记者诸君说:“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20]他在此所说的“各报”,当然首先是指穗港两地的各种革命报刊;其对它们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颂扬。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8页。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篇》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9页。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篇》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55页。

[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篇》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页。

[5]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7]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8]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0-101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页。

[11]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182页。

[12]参见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笔者对原表之内容作过删增和改动。

[13]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0页。

[14]参见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128、118-119页。

[16]转见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89页。

[17]转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前编第280页。

[18]参见上海《时报》1911年7月2日(辛亥年六月七日)。

[19]转见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6页。

宣传民生主义的广东曲艺作品

邱捷

1912年5月,一批同盟会员创办的《民生日报》在广州出版,1913年9月,该报被袁世凯爪牙龙济光封禁。清末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在广东办了不少报刊,但能留到今天的极少。《民生日报》大部分迄今保存完好,可说是广东革命党人报刊之硕果仅存者。该报的发行人陈德芸是陈少白的族侄,后来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当过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该报的编辑人陈仲伟也是陈少白族侄,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来也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常为该报写文章的还有同盟会员陈安仁。

《民生日报》开宗名言宣布以宣传民生主义为己任,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说、短评、译文,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的中译本。此外,这份报纸还以广东曲艺宣传民生主义。

在1912年5月4日的创刊号的文艺版上,就发表了“班本”《第一出头·民生日报出世》,以粤剧短剧本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报纸的宗旨。该版还有“粤讴”、“龙舟”等栏目。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龙舟”栏目的《民生十劝》(1912年5月4日–6月1日分11次刊出)。第一次的标题是《劝世龙舟·民生十劝》,相当于“十劝”的纲目,主要是说革命成功,清朝推翻,民国建立,“民族民权,都以偿夙愿,独有民生两个字,尚要大费周旋”,所以,“待我暂把民生主义,个啲应为事,谱为歌曲,俾为世上箴规”。以后各次刊出的是“劝官场”、“劝军人”、“劝下你啲乡先生”(指在乡村管事的公局局绅)、“劝学界”、“劝下富家翁”、“劝农夫”、“劝工界同人”、“劝行商”、“劝失业嘅平民”、“劝下女界娇英”。

第一劝“劝官场”,要求官员明白自己公仆的身份,“尽心为治,保护百姓安康”,“切不可误认做, 官,系求利嘅伎俩,以官为市,一味挂住贪赃。咁样做官,实系惨过贼抢”;最后警告说,如果官员对抗民生主义,“我地定要提起三千毛瑟,轰毙个种恶劣官场”。

第二劝“劝军人”,指出“晓得保护民生为主义,方算系合格军人”。

第五劝“劝下富家翁”,曲词说:“……富者霸得良田万千垄,贫者立锥无地,只剩得两手空空。富者握住个财权,唔到贫者毓动。要你为奴为隶,亦要勉强依从。后至阶级愈分,财嘅势力又愈重。贫人耕作,富者就坐享成功。坐食者安享悠游,耕作者不免饿冻,想来天理难容”;劝告富人“不可恃富欺贫,将人地作弄”,要切实依从民生主义,否则就不能指望永久太平。

第六劝“劝农夫”有如下的句子:“……故此富者买埋天咁阔嘅田土,贫者想话耕锄食力,可叹尺地全无,监住要共佢批耕,来讲路数;情愿把租银奉献,都要搵的世界嚟捞。富者就把地权垄断为圈套,我地农民无奈,就要做佢富家奴……佢坐食安居,为做米蠹;任得我地两餐唔足,子泣妻号……短衣缩食,都要顾住交租,想起番来,真正系唔公道……此事总因,全在地土,只为地权,全在佢的富豪操。想话把农业振兴,亦唔到你展布……想话把农业振兴,以边一件为首务?平均地权,乃系法理最高……然后农业可以自由谋进步,何限好。平均地权主义,算系农业界第一良图。”

第七劝“劝工界同人”,歌词说:“……讲起资本个层,令我真正肉紧,分明系我地工界嘅专制魔君……佢抓住资本财权,将我地箍到紧,工银以外,其余溢利,都被佢兜吞……世界如斯,点叫得公允?佢霸自个财权,不肯泄漏一文。日日捉住我地工界同胞,嚟做老衬……今日我地工界若然思发愤。可把民生主义细寻真……《民生日报》确系有益你地工界诸君,列位不妨多看几份……”

以往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谈到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时候只强调城市的土地,回避了农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更不曾以土地问题去发动农民。但从目前所见的史料可以断定,孙中山确实认真思考讨论过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冯自由说,孙中山19世纪末同章太炎、梁启超等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社会问题与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革命逸史》二集,第144页)梁启超称,孙中山对他说过,“孙文尝与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章太炎转述孙中山的意见是:“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这些,都是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史料。不少学者注意到,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讨论、关注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到一再公开申明并不是要“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在政纲里完全不提农民土地问题,是因为革命党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且害怕因此而把想要争取的汉族官僚、士绅吓跑,同时也怕在这个问题上授保皇派攻击的把柄;所以,革命党人在讲平均地权时偏重于城市土地,偏重于讲要“防患于未然”,避免因工商发展引致地价上涨的利益落在少数人手中。孙中山和他的同志说说的“地主”,主要指工商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与日后我们专指乡村中占有较多土地、依靠地租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不同。这些看法,自然都很有根据,但《民生日报》这些文艺作品,使我们对上述的看法不能不作些补充。

当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当然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地主、农民这种阶级对立理论去发动农民,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居民听得懂的语言,此外,反抗官吏、豪绅也肯定是宣传的内容。革命党人还以革命成功后经济生活改善的前景来发动农民。孙中山后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人说“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孙中山认为这句话可以作向群众宣传的材料。(《在广州向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5页)因为珠三角地区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很多农民都籴米而食,乡村地区更有大量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所以,“食平米”也成为动员乡村下层居民的口号。如在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辛亥顺德民军起义见闻汇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49页)同盟会在乡村发动农民的方法五花八门,盗匪出身的同盟会员李福林曾记述自己与绿林首领陆领、谭义等在顺德龙冈(江)“唤起民众”的情况:“头班名剧演出,四乡民众来观剧了。于是每日锣鼓开场前,在棚正中搭起演讲台,在演讲台演讲三民主义……又于是开始招收革命党徒,手续越简单愈妙,只要在盟约上签一个名字,或打下一个指模,就认为是新同志。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共有几千人。”(《李福林革命史料》,见《革命人物志》第12辑,台北,1973年版)

然而,在当日的中国,像欧美国家那种因工商发展引致地价上涨,利益落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大城市,对全国来说这是“未来”的事,现实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农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部分革命党人的确曾想过、甚至做过向农民宣传平均地权,上述第五劝“劝下富家翁”、第六劝“劝农夫”,就是如此。龙舟歌词的内容,说的就是富人霸占了大部分农村土地,这是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是“天理难容”的事,因此必须改变。作者用粤语、用通俗口语讲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适应向文化不高的农民宣传的需要,应该也考虑到对不识字的农民演唱的可能性。

这两段龙舟触及了农民、土地问题,但对如何解决,则只有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作者希望通过劝导让农村的富人(即我们所说的大地主)为保证自己的平安不要做得太过分,要理解和支持民生主义,在当日的中国,自然只是缺乏可行性的空想。作者对农民的号召,同样也很空洞。

尽管如此,对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所作的努力,后人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1912年4月底,孙中山回到久别的故乡广东,一再宣称以宣传民生主义为要务,希望把广东建设为模范省。《民生日报》恰好在这个时候创刊,宣称以宣传民生主义为宗旨,而且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宣传军政府的政策,这些,都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这份报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激进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他们希望通过宣传、实行民生主义改造社会,造福民众,以实现共和之幸福。但即使在革命党人掌权的广东,经济、社会状况也不如人意,这些,在该报文艺版另一些广东曲艺作品有所反映。

报纸也发表了对现实表示忧虑的曲艺作品。1912年5月8日刊出的南音《叹民生》曲词说:“……讵料胡运告终先已退位,民国旗飘五色辉。估话生计从今唔驶咁弊,唉!岂料葫芦依样都系咁样子行为。今日现象如斯真翳肺,满途荆棘问你边处依栖!抢劫天天难以数计,做乜军队如林佢都敢乱嚟。江河梗塞交通滞,行商裹足叹道不如归。米似珍珠薪似桂,你话贫民觅食怎不悲啼?重有殷富之家还闭翳,掳人勒赎当作偷鸡。任尔产业虽多无所谓,银根短绌大局困危。市面萧条尤恶睇,商业坏到如斯唔系事细,若唔整顿讲乜拯救群黎……”

1912年6月3日刊出的南音《劝民生》曲词提到,其时民族、民权主义已经达到,“唯有民生主义要提倡,许多实业要推广”,面对生计艰难、米珠薪桂的现状,“第一要把农业讲求”。后面写道:“时逢初夏正分秧,手足胝胼劳苦万状,披星戴月早夜彷徨。几多功力正得禾花放,又恐蝗虫秭稗反为殃。肥料增加培土壤,荷锄秉耒委实狼忙。或遇风水不时兼及大旱,前功尽废汝话几咁心伤。呢阵血本全亏无所望,卖儿卖女都要把租偿。想起个的农家真苦况,备尝雨雪与风霜。况且盗贼咁多唔肯见谅,勒收行水重紧要过纳钱粮。所以滨海一带围田成草莽,汪洋千顷尽抛荒。若不从速研究来保障,怕只怕农夫失业就会饿死当堂……”

上面这首南音同前面提到的“劝下富家翁”、“劝农夫”龙舟一样,对农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因为有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指导,所以,革命党人这些作品就同历史上士大夫的伤农、悯农作品有根本区别,带有鲜明的辛亥革命时代特征。

1912年6月4日刊出的南音《劝民生(续)》,反映了革命后服饰风俗的变化,以及作者对利权外溢的忧虑、振兴纺织业的主张。歌词说:“记得旧年反正个个话维新,大家同胞除去炮引(按:指剪辫),文明装束几咁精神,头上居然毡帽衬,试把这宗款项计算平均,件件都系外来洋货品,每人至少费用一块洋银。重有一层衣服尤要紧,不拘志士与民军,一样大褛天咁起粉,襟章悬挂白霍沙尘。许多款式乱纷纷,时兴花样竞铺陈。可惜我同胞唔发愤,快把工艺提倡要认真。实力改良生意稳阵,大开工厂正好养育游民。呢阵土货振兴财政不困,富强民国都系呢个原因。况且团体所关唔好咁笨,莫被外人欺负我地同群……”

《民生日报》这些广东曲艺作品有没有被演出?有没有在实际上用于宣传?限于史料,笔者尚不清楚。当时革命党人高层并没有自觉的革命文艺的理论,也没有一支常设的文艺创作、演出队伍,所以,即使有演出也不会多,这些作品对广东曲艺发展的影响也不会有多大。而且,这类宣传革命理论的曲艺作品也只是集中发表在《民生日报》创刊之初的一两个月内,此后就少有再刊登。究竟是因为作者江郎才尽,还是其他原因?我们很难找出答案。

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有一些革命党人以文艺为宣传革命服务,诗歌、小说、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都有宣传革命的作品。陈天华的《猛回头》,就是以民间说唱形式宣传革命的著名代表作。《民生日报》刊登的作品,总体上看当然未能达到陈天华的水平。上文引述的龙舟、南音,以艺术性的标准看,缺陷是明显的,其中的政治语汇太多,文采不足,表现形式有些生硬。也许,作者本来就没有多少的创作广东曲艺作品的经验。但这些作品都用粤语写成,而且写得尽量口语化,显然,作者意想中的读者主要是广东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作品内容也尽量结合广东的现实,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于此看来,《民生日报》这些曲艺作品的作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艺为革命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先行者。

辛亥革命广东籍领导人物的革命诗歌

杨光治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度结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场革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确是华夏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古语云:“诗言志”。志者,“士”之“心”也。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更直接地指出:“诗是心声。”用现代语言来说,“心”就是感情、思想。由于诗人绝对不会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和“心”必然与社会、时代息息相关,因此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必然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场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影响尤其明显,它令广东籍的领导人物抒写革命情怀的诗作闪射着灿烂的光芒,在我国诗史中留下了骄人的一页。

高举反封建主义旗帜的伟大领袖孙中山(1866—1925)无意做诗人,但是在艰险曲折的斗争历程中,有时也抑制不住,诗潮激荡。

《挽刘道一》(有人认为是汤增壁代写的,但如果汤是照孙的意思来写并经孙审阅,可视为孙的作品)是传诵不衰的名作: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刘道一是湖南籍的同盟会会员,1907年1月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慷慨就义,年仅二十二岁。孙中山听到一噩耗后悲痛盈怀,从心底喷发出这首情韵兼胜的七律。

在广东籍的领袖人物中,以顺德人黄节的诗作最多。

黄节(1873—1935)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与柳亚子等一起创办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后来曾担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职务。他本身是一位诗人,关切国家和民族命运、拥护民主革命是他经常吟唱的主题。请看这首写于1906年的《秋深得宪庵香江寄诗,还答一首》:

 

十月秋阴不出门,海天遥寄断鸿声。

几时旧国归吾土,无地新亭哭老伧。

扪舌莫谈天下事,丧心宁爱草间名。

北风瑟瑟黄花晚,尚有枝头未落英。

诗既表达了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强烈愿望,还将爱国志士(包括作者自己)喻为抗击寒风的菊花,形象地展现出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此前,他在《庚子重九登镇海楼》中表达的“陆沉何日起神州”的冀盼,在《初过杭州宿三潭晓起望湖》中引用南宋抗金名将宗泽的故事而发出“平时梦想江山处,不独伤心唤渡河”的呼唤等等,都是真切的心声。当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称帝,烽烟四起,导致广大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诗人也没有沉默。他在《五月二日雨中感怀》一诗中写道:不持国纪日相残,坐视民饥自爱官。

一月旱云三夜雨,等闲摧尽数兰花。

将官僚们“不持国纪”、“坐视民饥”而只想着如何当官的丑劣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

黄节写诗既是为了抒发胸臆,也是为了宣传革命,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功实践者。

辛亥革命的先驱廖仲恺(1877-1925),惠阳人,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国民党左派人士,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职务,并积极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任党代表。他最感人的诗歌作品,是民国11年被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囚禁时,写于狱中的组诗《壬戌六月禁锢中闻变有感》。其中的一、二首如下:

珠江日夕起风雷,已倒狂澜孰挽回。

徵羽不调弦亦怨,死生能一我无哀。

鼠肝虫臂惟天命,马勃牛溲称异才。

物论未应衡大小,栋梁终为蠹蝝摧。

妖雾弥漫溷太清,将军一去树飘零。

隐忧已肇初开府,内热如焚夕饮冰。

犀首从仇师不武,要离埋骨草空青。

老成凋谢余灰烬,愁说天南有陨星。

当时,孙中山准备派兵北伐,廖仲恺积极筹款支持,但遭到陈炯明的阻挠——不但将廖仲恺逮捕,其下属叶举在两天后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到,廖仲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却惦挂着时局的变化和战友的安危,品格何等崇高!

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1879—1972)是南海人(其故里在今广州市芳村)。她很早就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招待委员和妇女部长等职,是辛亥革命的妇女领袖,善画能诗。辛亥前二年,她和丈夫廖仲恺去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此行极之危险,她写此诗送别:

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诗中没有情情爱爱的话语,而是鼓励丈夫要勇于为革命献身,精神崇高之至!廖仲恺遇剌身亡后,她写了一首七律为悼,抒发了“返魂无术恨难禁”的极度悲痛,可是却同时表达了“哀思唯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的凛然大义。这位女性确是巾帼英雄!

然而最震动当时诗坛的作品,还是汪精卫《被逮口占(四首)》中的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视死如归并引以为自豪的英雄气慨萦回于字里行间,令人肃然起敬,因此脍炙人口。

汪精卫(1883—1944)是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就参与组建同盟会并任评议部长,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和广东政府顾问。其人晚节不保,谥为汉奸,谁曰不宜,然于其早年行状,亦宜实事求是。1910年,他为了推翻清朝帝制,毅然去北京刺杀清廷的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了多首作品来表达情怀,《被逮口占(四首)》是其中之一。他在狱中写给未来妻子陈璧君的《金缕曲》词,也很值得一读: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此词仿用了清初顾贞观的《金缕曲》的语言来写,既倾诉了对陈的诚挚感情,也表现了对民主革命的耿耿忠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香山籍的苏曼殊(1884—1918),是辛亥革命诗坛中的一颗亮星。苏曼殊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中日混血儿,十二岁出家当和尚,后来积极投身革命:在东京加入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和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他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他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绘画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被人称为“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才情并茂的他是情诗圣手,然而也有充满革命豪情的佳作,写于日本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最被人称道: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向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他虽然并未蹈海,但诗歌所塑造的“披发长歌”的形象和所凝聚的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对时局的忧愤之情,令人为之动容。当袁世凯称帝、革命受到挫折时,他情不自禁地抒发了“故国已随春意尽,鹧鸪声急使人愁”(《吴门依易生韵。其十》)、“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东居杂诗之二》)的深沉叹息。这位和尚始终关怀尘世,与广大爱国者同悲欢、共命运。

出生于番禺的朱执信(1885—1920)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就出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为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宣传工作,还曾亲自参加黄花岗起义和几次战斗,后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的诗作不算多,但充满了正气,1909年秋,汪精卫准备去北京行刺摄政王,他创作了《拟古决绝词》和《代答》送行,赞扬汪精卫为了迎接“万木繁”而不惜“秋前萎”和“誓涤尘垢清人寰”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很有影响。袁世凯上演称帝的丑剧时,他作了《观物》诗二首,给人很深印象,这是其中之一:

沉麝各多忌,木雁皆不材。

巷谈尊狗曲,物变剧牛哀。

乌竟瞻谁止,虫仍出怪哉。

漫持白马论,辛苦度关来。

以“沉麝”、“木雁”比喻不顾大局、明哲保身的懦夫,以“狗曲”比喻推捧袁世凯称帝的小人,下笔深刻。他的《感怀》也是情深意切之作:

剩有愁堪说,谁言愿已酬?

星辰空北极,河汉忽西流。

世态余千变,吾生足百忧。

相怜有明月,侵夜到楼头。

对国家形势满怀忧虑以至夜不能寐,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凸显于诗行。

除上述者之外,胡汉民等也写了一些以革命为主题的诗词。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辛亥革命与广州的城市建设

陈泽泓

辛亥革命给中国政坛带来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思想领域方面,冲击着千百年来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其中就包括对城市建设与建筑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千百年,与此俱来的城市建筑形态,便是城池的建立与巩固。界限分明的城市与乡村形态,是拱卫、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的重要环境要求,不仅将人们的行为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也阻碍着社会经济、交通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冲决了象征封建统治的高墙城池。其具体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规划并开始努力实施;二是大规模的拆城墙修马路举措。

晚清时期,广州的沙面租界是完全按照西方近代城市规划思想建立起来的一个租借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古老的广州城西,开广州近代城市规划之先河。然而,相对于整个广州城市,沙面只不过是一弹丸之地,其规划设计也完全出自外国人之手,城市设施的服务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其影响是有限的。开埠通商之后,广州城市仍处于盲目、自发的发展状态之中,与人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至清末虽有长堤、芳村之开辟,为广州城市改造之先声,毕竟规模有限,整个城市面貌尚未有重大改变。因此,在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之际,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立即将重新规划广州城市提上了议事日程。1912年3月2日的《申报》公布了广东军政府工务局的决议,将重新规划广州城内外,“其布置大概,西关地方拟改作商场,现有之住家一律迁入城内。其城内布置,首先改良旗界,将惠爱街、以门底两处辟作十字大马路,贯通全城四面,路阔百二英尺,其双门底之拱北楼设法保全。观音山或为公园,或为藏书楼、大学堂等用。”并四处测量、绘图注说。广东军政府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已把拆城墙、开展城市建设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后,即设工务司掌理公共建设事务,聘请程天斗为司长。程天斗提出了拆除城墙、设新街道与拓宽旧街道、大沙头埋填改造计划、黄浦江浚渫工程等计划。1912年3月,广东都督陈炯明下令将一部分裁余民军编为工兵,从事拆卸正东门城墙,同时计划辟马路,开民初拆城筑路之先声。次年,由于爆发二次革命,拆城墙工程遂之搁浅。接踵而来的战乱,使全城的规划工作也被搁置起来。因此,这只是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序幕。此后,陆续有过五次对整个城市建设的较全面的规划,第一次主要的规划就出自民国创始人孙中山之手。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之后,发展护法运动失败,民主革命面临严峻的考验,处于孑然无助中的他开始了新的探求。从1916年至1918年间,发表了著名的《建国方略》,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民主建设思想。他十分重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立足于“实业救国”的思想基础,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设计了六个计划,勾画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蓝图。其中第三计划即是建设南方大港,宣称“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广州是孙中山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一直关注着广州的发展,并为之草拟出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广州城市发展规划。《实业计划》首先确定广州的城市性质:“广州不仅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东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以世界海港论,广州实居于最利便之地位。……即为中国南方内河水运之中轴,又为海洋交通之枢纽”,因此,应“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又预言“广州不久必复其昔日为大制造中心之繁盛都会矣”。[1]简言之,即是把广州这一港口城市建成航运、商业、工业中心。孙中山提出一个颇有气魄的设想,拓展城区“新建之广州市,应跨有黄埔与佛山”,填塞“省城与河南岛中间之水道”,南方大港择址黄埔深水港一带。河南发展为商业区,花地至佛山之间建工业区,配套建成码头、仓库,开辟水运河,以使“每一工厂均可得有廉价运送之便利也”。他提出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交通中心的措施:浚深黄埔航道,使远洋运轮进出畅通;改良水路系统沟通广州与全省及桂、滇、黔、湘的联系;建设以广州为起点的大西南铁路系统,使南方大港具深远广阔的经济腹地。孙中山还提出将广州建设成“花园都市”,“供给美景以娱居人”。孙中山为广州设计的这一规划,虽然未来得及全面实施,但它是一次创造性思维活动,代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派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区域规划性质。这份计划闪烁着智慧的火花,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政府与民众团体先后成立以实施《建国方略》为宗旨的“中华各界开辟黄埔商埠促进会”、“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黄埔商埠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对实施《建国方略》给予热情支持。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之罢工海员撤离到广州,罢工工人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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